当曙光来临之际
这里
就会变成
混蛋们的墓地
——白松哲夫《致春斗、国劳的斗争》
加入世贸后，制造业对劳力的需求迅速扩大了。于是，国家开始推动劳动力的定向供给，保障工厂有足够的人手。定向供给的一个手段，是有计划安排中学/技校生进厂实习、就业。当然，接触到厂内管理的不公后，学生工难免心怀不满。在一家国际驰名的电子代工厂，某技校实习生这样回忆他经历的一次罢工：
“有一次我们车间连着加了一个多月的班都没有放假，大家都受不了了，于是私底下相互约好，有一天车间里的好几百人都没有去上工。厂里最怕工人旷工，因为这样产量就容易完不成，而我们车间全体旷工之后，整个车间的生产都停下来了。后来厂里把车间里有的线长开除了，并且给我们调休。这次事件没有人领头组织，也没有人代表我们跟厂里面沟通说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旷工、我们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反正我们就是好几百人一起集体行动，发泄一下”[1]
学生工有朝气，相互沟通多，遇到事情容易抱团。在2010年，正是这个群体，发起了震动全国的南海本田罢工。
最近20年，广州逐步成了官方规划的汽车生产基地，有不少日资汽车配件厂。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扩大，这些汽车厂产量提升很快，但工人工资不高。以广州南海本田厂来说，2010年初，它的1800多工人里面，三百多正式工的工资只有一千出头，扣掉社保就更少了，其他人是没毕业的实习生，工资八百多，还没有社保。2010年5月，这家厂罢工了，前后持续半个月。罢工期间，女工小丽积极参与，经历了不少严峻的场面。罢工结束后的工会改选中，她当选为厂工会的工会委员，也是7个委员里唯一的产线工人。
小丽是广东人，2008年专科毕业进了本田厂，在变速箱组装科上班。这家本田厂的管理比较严，而且小丽进厂后不久，厂方还推出了不少新规定，比如员工工作期间不许聊天、串岗，休息区不许玩手机、工作时保持一定的坐姿、休息时帽子要统一摆放，等等。规则的执行并不公平，要看人际关系。厂里设立了员工关注日，欢迎提意见，可是只有关于生产改良的意见才会被采用。此外，驻厂的日本外派员工态度傲慢，随便谩骂中方工人，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但工人最大的痛点，是工资低。上了三年班，工厂的产量翻了两倍，小丽的工资只从八百涨到一千多一点。许多人觉得干不下去了，躁动起来：
“同事们聊的话题，开始离不开工资了。物价翻了几番，这点工资只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而且都要节约着花，同事们的情绪开始越来越不满。”[2]（小丽）
2010年5月17日，变速箱组装科的两个已经交了辞工书的男工，按下了生产线上的急停按钮，有些工人配合着呼喊“工资太低了！”离开工位，罢工开始了。
厂方立即接触了罢工的上百工人，收集意见，承诺一周后给答复，请大家先复工。在基层管理的引导下，工人回去上班了。两天后，工人听说厂里在招工，要把17号参与罢工的人换掉，开始不安。5月20日日本总经理找工人开了个会，却一个劲说不可能满足太多要求，有些工人气的当场离开了。就这样，5月21日晚上工人又罢工了，这次有四百多人，包括了变速箱和轴务加工科两个部门。经过宣传，夜班和22日早班的工人也响应了罢工。参与行动的工人心情不错，似乎一下子解脱了。小丽回忆说：
“大家一块在操场看星星，几堆几堆地在草地上静坐聊天，一扫一直以来的压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们也没有聊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像这次行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呀，具体要争取哪些成果，都没有很仔细地聊。”[3]
但资方很快开始施加压力。5月22日，日方职员拿着DV对着工人拍，观察谁是领头者，一发现有比较积极的人，马上上前抢夺工卡。为了不显得被动，工人在厂区里带着口罩来回游行，唱着歌。5月26日，工人正式提出了加薪、改组工会等四项要求[4]。作为回应措施，厂方也宣布加薪，给实习生加的比正式工要多，显然是为了分裂工人。当天，在工人继续厂内游行时，资方出动了更多的管理以及日本职员，跟在游行后面，把熟悉的工人不断拉出队伍。憋了一肚子气的工人终于反击，集体出动包围了这帮管理：
“那一刻心情真的是好极了。这些日子，这些死日本鬼子也实在是太嚣张了，是时候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了。大家把口罩也都摘了，怕什么，他们爱拍让他们拍个够。这些日本人突然被几百人包围起来，这时候有点害怕了，不停地说：‘大家冷静，有事好好商量。’不过大家怎么会听他的话呢！他们一出声，我们就异口同声地说：“不要讲鸟语！”。”[5]
公司与工人的对峙又延续了几天，资方使出了新的手段。学校派了老师劝说实习生退出罢工，但是作用不大。各部门的管理下发了“不罢工承诺书”，要求员工签字，工人也不太理睬。厂里还请班长们吃饭、发红包，要他们多出点力气对付工人。5月31日，早班工人被封锁在车间里，资方律师命令他们立即复工或者辞工。同时，厂外出现了防暴警察，还有一百多自称的“工会人员”来到厂区。当十几个工人冲出车间后，管理立即宣布他们被开除，而“工会人员”对他们动了拳头，引起全厂的义愤。这一天，工人紧张、愤怒，也越来越茫然。坚持罢工的人有些动摇了，已经复工的一些人又罢工了……
十天的罢工给本田公司造成巨额损失，但国家最担心的是汽车发展的整体布局[6]。“工会人员”打人事件后，官方代表终于以非官方形式下场干预了。
6月1日，显然是受到有关部门的委托，当地某中日汽车合资企业高管徐某来到罢工现场，表示愿意协调矛盾，并且马上做了几个缓和工人情绪的姿态：
“我们去到会议室，说要镇总工会的人来道歉，他就马上叫他们道歉；叫总经理道歉，总经理那时候已经被折磨得很憔悴了，所以也道歉。我们要镇总工会解释为什么打人，他们说了一轮，但我们不是被打的那些人，所以要一份书面解释，向外面的人交代。徐总马上附和：‘对！你们赶紧给我写，明天早上给我贴出来！’当场命令那个工会的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他真的好像是为我们说话一样。”[7]
随后，徐总先后与被打的工人以及工人代表，也就是主要的罢工积极分子（包括小丽），分别谈了话，安抚人心，并提出大家先复工，由他跟公司协商，三天内给答复。然后，不等积极分子们回过神来，徐总就在饭堂召开的员工大会上，宣布工人代表已经同意复工。连续罢工十天的工人激动不安、身心疲惫，他们意见不一，多数人不反对复工。
6月2日，鉴于公司还是不愿意大幅度调高底薪，以及当地工会发布的“道歉信”充满了污蔑[8]，小丽等人决心发出工人自己的声音。他们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所有车间选出代表参与谈判，揭露资方的分化伎俩，反驳工会歪曲事实的言论，并表示罢工工人期待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在向各车间散发的同时，小丽把信发给了她联系的媒体，后来她说这是她个人的“灵机一动”[9]。
6月3日，徐总得知公开信的内容后，凶相毕露了。他对小丽大发雷霆：
“你们是合法的代表么？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产生的？是我任命的！我已经在很努力地帮你们协商了，你们现在是想怎么样？把我也害了么？什么叫满意的答复？就围绕你们公开信上的罢工字眼，有关部门可以直接把你们都抓起来。”[10]
或许是因为木已成舟，或许是想用说得过去的程序把这班“捣乱分子”排挤出局，徐总发过脾气后，安排工会在当晚下车间组织选举协商代表。选举的过程比较松散，工人可以在选票上自行填写候选人，得票多的人自动当选。结果，小丽当选变速箱组装科的代表。
6月4日，谈判开始了。小丽通过媒体联系的法律顾问某教授也到场了。这位教授表示“我们要尽力争取更高的工资增长，但也必须考虑到企业的接受程度”。当车间里又传来工人要罢工的消息时，这位教授催促工人代表要平息事态：
“这一点必须明确，我们应该组织工人马上恢复生产，否则谈判将前功尽弃。……作为劳方法律顾问，要负责保证谈判的秩序，大家必须要听从我的意见。”
同时，国家机器显然已经高速运转。小丽等人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力，她回忆说：
“谈判过程中很多政府官员在我们附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是不断在你耳边说：其实你们这个涨幅已经很多了，也要考虑一下同一个园区的水平。”[11]
经过一天的商谈，厂方同意底薪再加一百元，以及附带其它津贴四百元。工人接受了这一结果，本田罢工的20天斗争宣告结束了。
罢工期间，小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本田罢工中，小丽所在的变速箱部门发挥了核心作用。罢工开始，她就充当了与媒体以及外界同情者建立联系的角色。除了联系记者，她也在现场积极鼓动大家参加行动：
“有人说去游行，我就会叫上所有女生一起出去，还常常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有些人比较扭捏，我会直接跟他们说：‘我这个女孩子都站出来了，你们这些人还怕什么？’”[12]
她决定对外发布公开信，让本田罢工引发的社会反应有些不可控了，但事后看来，这个举动很可能也让国家觉得需要尽快安抚罢工的工人。当徐总威胁她必须收回公开信，否则要被抓，她真的恐慌了：
“同事们都没有责怪我，让我觉得更加愧疚，在做着最坏的打算。我或许会被真的抓起来，但是一定不可以连累任何一个同事。”[13]
对6月4日的谈判，她并不满意，感觉“目前的谈判更像是在哀求资方。难道集体协商都是这样的么？”[14] 但她的人生经验，在那个时刻，已经不足以支撑更加复杂的深入斗争。
罢工结束后，小丽继续受到资方和国家的密切监视。她在罢工中的对外联络活动，她在积极分子中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她发布的那封公开信，显然让老板怒不可遏。在最后一天的谈判中，小丽直接感受到了厂方的敌意：
“在我走出会议室的那刻，我看见一个日本人看我的眼神，非常让我不舒服。彷佛想把我掐死那样”[15]
罢工结束不久，厂工会改选了。虽然管理人员直接命令小丽的班组不许选她，但她还是在车间选举中当选工会委员。回忆这一幕，她欣慰地说：
“整个选举过程，我从来没有拉过票。我也挺想看看到底群众的眼睛是否是雪亮的。在由整个车间选举委员和主席时，候选人我是直接过半数的。看到大家还是信任我，我挺开心的，这就够了。”[16]
不久，小丽离开了工厂去上学，也参与过劳工服务机构的实践，后来又举家去西部开餐馆。小丽这一代学生工，是与中国资本主义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有生存压力，但没有经历过严酷的社会搏斗。在集体行动中，他们有反抗的决心，也有牺牲的勇气，但历史环境让他们对周遭现实，严重欠缺整体的理解。珠三角工人维权的一位协助者，这样评价小丽：
“小丽是这样一种人，只要决定做一件事，她就会努力去做，心无旁骛地做。她从一家NGO离职后，开始找工作，每天在网上投简历，面试，没找到工作之前，完全处于焦虑的状态，不能去想找工作之外的事情。后来找到工作了，又成天忙于上班。她这样的人，就是认真于当下的每一件事：工作，生活…… ”[17]
可以说，这是小丽那一代年轻人的普遍状态。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剥削，迫使他们起来抗争，工商业的繁荣，又让他们有改善生存的机会。小丽与她的无数同龄人认真生活于当下，专注自己的平常日子，而对阶级现实的演变趋势不敏感。他们的充分觉醒，还有待中国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尖锐暴露。
附 略记某日资汽车厂工人谈判代表“小陈”
南海本田罢工引发了当地汽车工人的连锁反应，震动了国家。两年后，一位官方人士承认：
“仅仅2010年5-7月，广州受南海本田事件影响发生的大大小小停工怠工事件有近百起，从人数上看最少数十人最多过千人，从时间上看最短数小时最长为5天。”[18]
为了约束自发的工人骚动，为了保障国家重点产业部门的平稳发展，2011年，广东当局发起了汽配、电子业的工资集体协商。但貌似安抚的官方动作，也容易被工人理解为秩序动摇了，可以跟老板开条件了。“小陈代表”就是当时涌现出来的，一个不怕“跟老板开条件”的汽配工人。
小陈十五岁出来打工，做过消防员。2010年他进了广州一家日资汽配厂。他为人热情，容易跟同事打成一片。他也有点“仗义执言”的性格：
“有时候我们组长欺负人，我就说：你在这里搞什么事呀，你自己都不懂，还在这里说什么？我是帮别人出头那种，员工对我印象比较好，领导就看我很烦。”[19]
2010年本田罢工发生后，整个广州地区的汽车工人都骚动起来了。小陈回忆说：
“自从爆发了南海本田罢工，好像跨越了一个时代，员工开始有一种心态，就是可以利用罢工来威胁老板。”[20]
2012年，他当选本厂工资集体协商的员工代表。四个月的谈判期间，他跟其他员工代表上网搜集谈判技巧，在厂里了解工人诉求，还去了解其它厂的谈判结果，对比哪家厂工资加的多。尽管资方采取拖延战术，而工会主席向老板泄露了员工代表的谈判底线，小陈等人还是坚持下来了。谈判期间，他曾试探发起车间怠工，想给老板一点压力，但不成功。后来他发牢骚说：“当时我感觉没人关心谈判过程，都在等着发钱。”[21]
谈判的结果还算不错：员工直接增加月收入约四百多，实际结合加班增加约七八百。当然，小陈也从此被厂方盯上了。2013年，在一场要求更换工会主席的罢工中，小陈领人阻止厂里出货，而被警方关了一个多月。工厂趁机开除了他，并把他列入了当地日资汽配同业的黑名单。
虽然自我感觉有点凄凉，小陈并没有垂头丧气。对这一段抗争，他有自己的思考：
“要支持代表，让他不管做什么，都有安全感。作为一个代表，甚至只是作为一个员工，你懂的东西，就要对不懂的人宣传。”[22]
[1] 2013年某高校学生社团访谈武汉某代工厂工人记录（未刊稿）。
[2] 《李小丽自述》未刊稿
[3] 同上
[4] 当时工人起草了员工意见书，提出4大项要求：一、增加工资800元，其中500元加到基本工资；二、今后工资涨幅不得低于15%；三、不得追究此次事件的参与者，并让被开除的两名同事复职；四、重组工会。
[5] 同注释90
[6] “汽车业是中国，尤其是广东的一个支柱产业，任何一个部分出了问题，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南海本田并不是中国最大的一次罢工，但是发生的影响是最大的”（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原广州市工会主席陈伟光《忧与思》第五章 工人集体行动与工会角色）
[7] 同上
[8] 同上 工会在信中声称“昨天绝大多数的员工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述40多名员工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大多数员工的权益，同时也破坏了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会站出来劝导那些员工正是维护绝大多数员工正当权益的行为，这是工会应尽的职责！”
[9] 据说，这封信的起草，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某些研究劳工话题的香港学者的协助。
[10] 同注释90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李小丽自述》未刊稿 引言
[18]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原广州市工会主席陈伟光《忧与思》第五章 工人集体行动与工会角色
[19] “你懂的东西，就要对不懂的人宣传 ——日资汽配厂的罢工与劳资谈判”《工厂里的行动 罢工口述集》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工人自习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