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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带来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沿海私企工人的苦难与斗争

年年打工年年愁,天天加班像只猴
加班加点无报酬,天天挨骂无理由
碰见老板低着头,发了工资摇摇头
到了年尾就发愁,不知何年才出头
——网络民谣《感慨东莞》

我们饿了
我们要吃铁
我们要吃白米饭和大馒头
我们要吃人
——霍小牙《我们是机器》

90年代初期,随着三资企业的迅速增加[1],资本主义工厂的典型压迫在中国迅速复活,并飞速扩大着范围。

据官方报道,早在90年代初期,三资企业的管理就以野蛮著称,而工人待遇很差。上海某鞋厂禁止员工上班时间上厕所,福州某台资企业强迫“违规”的工人学青蛙跳、淋雨、暴晒。管理打骂工人是家常便饭[2],企业普遍不签劳动合同[3]、没有休息日、强制大量加班而不给加班费,克扣工资、滥罚款以及乱收费[4]。车间的劳动条件多半违反国家规定,造成了大量的工伤、职业病,比如制鞋女工的苯中毒现象,在那个年月里已经开始蔓延[5]

无论当时或现在,沿海私企的工人通常来自贫困的农村,教育程度低,也没有国企工人过去积累的集体意识。他们出来打工,往往急于多赚一点钱寄给家里。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愿意忍受各种苦难。在90年代中期,某外资企业的一个女工被外籍管理无故殴打,第二天她得到了几百元补偿,自己满意,同事也很羡慕[6]

但反抗毕竟发生了,并不断扩大[7]。为了追讨拖欠的工资、入厂押金或者抗议老板搜身检查,有些工人以威胁跳楼作为抗议。因为罚款、工资结算不清或者厂里用假币发工资,出现了工人仇杀老板、管理的现象。更普遍的反抗,是罢工。

一开始,拖欠工资是工人罢工的主要原因。后来,官方每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成了工人要求加底薪的机会。罢工中,工人有时会痛打保安、打砸机器甚至掀翻警车,或者把老板、高管堵在厂里迫使他答应工人的条件。

2004年,东莞的一家大型台资鞋厂“台兴国际”发生数千人的骚乱,工人捣毁厂区、围殴台籍管理(即“台干”),与警方打成一锅粥。事后,有多位工人被捕。在看守所里,一名被抓的工人解释了他参与骚乱的原因:

“我是进厂两年的熟练工人了,但(按照厂里的升级制度)还是1级,三月份我只领到680元,四月份更少了。如果是0级,拿到手的可能还不到500元,厂里答应补40元,也没有告诉员工这是什么钱,出事的那天我们发现这40元也没补下来。

2004年以前,工资都是准时在19号发,现在时间拖后了,老板也不向我们解释原因,春节回来后,很多工人身上已经没钱了,我们宿舍有几位工人都在借钱生活。原以为今年的工资会好一点,结果还少了一大截。”[8](二审前律师会见台兴厂被捕工人屈某的笔录)

除了赚钱少,台兴工人还要忍受来自管理的公开侮辱。骚乱过后,一位工人向访谈者控诉说:

台干在车间的权力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他们。台干一般也不来车间,但只要他来车间,工人就知道肯定有事情要发生,工人在厂区见到台干还必须敬礼。台干经常骂的话就是‘大陆猪’,女工见了台干都不敢吭声的,那些台干都很下流,有的台干还在车间对女工动手动脚的,有些女孩为了升级(考核)什么也不顾了。”[9]

就这样,日积月累的工人怒火终于喷发了,日渐频繁。2010年,中国发生了一次工人斗争的小高潮,表现为几个工业中心的众多罢工[10],一定程度促成了2010-16年间全国工人工资的普遍增长。

罢工中,难免会有工人代表出现,他们有时是普工,有时是管理。从一开始,罢工中的带头人/发起人/工人代表/谈判代表就是老板和国家联手防范的对象。在劳资纠纷中,常见的现象是,老板就算在金钱上让步,也要设法“枪打出头鸟”给代表一点颜色,目的是保持对工人的日常威慑。1994年广州某纺织厂拖欠工资引发纠纷,治安员闯入宿舍使用“催泪枪”恐吓工人代表。2003年,某四川出国劳务工人在境外发动中国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并给项目管理方递交了联名请愿书。回国后,他因此被判刑两年。2015年,东莞某鞋类代工厂工人罢工要求补缴社保,厂方在对工人让步后,以旷工为由开除了5名工人代表,并得到当地劳动部门的配合。

很多时候,工人代表不想跟老板撕破脸。但在老板眼里,只要有可能,任何带头挑战工厂秩序的人都得受罚。几年前,惠州某美资电子厂换了老板,员工希望按税前工资为标准计算补偿金,跟厂方谈不拢就罢工了。当时,几个组长特意做完了手头要发的货,才参与行动,但事后她们还是被处分了,其中一人被开除。在开除通知书上,厂方给那个组长罗织了一大堆可怕的罪名[11],虽然她只是去办公室转了一圈找人交涉员工的要求。

尽管常常吃力不讨好,作为一个群体,沿海地区工人行动的带头人/代表还是伴随着新的行动,春风吹又生,并分化出了不同的类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对几种类型的带头人实践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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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资企业即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三类外商投资企业。

[2]某韩资企业里,每个车间设一个“工头”,他们手持棍棒,在车间里巡逻,工人操作手脚稍慢,便棍棒相加。广东某台资企业实行“连坐法”,一人有错,全班组几十人一齐罚跪。

[3] 90年代初期,厦门市台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中,90%以上未与工人订立劳动合同。1992年,深圳市进行过一次劳动执法大检查。在抽查的2055家企业、28万员工中,没办任何手续者占19,5%。 汕头特区和珠海没签劳动合同的企业分别占到外企总数的70%和90%。

[4] 据90年代的官方调查,三资企业普遍存在“拖欠克扣职工工资,有的无理压低工资和计件单价,有的企业亏损甚至停产半停产职工工资 无着 落,还有的因与员工在工作成绩考核上发生冲突拒付职工工资。这三类案件中有95 %以上的责任在于企业”(《福建经济》1996年第1期三资企业劳资关系课题组“福建省“三资”企业劳资纠纷的原因及对策”)据另一家官方刊物《工会理论研究》双月刊1996年第三期报道,福州市台资公司规定请病假1小时交2元,超过1小时算旷工1天,并扣3天工资和30 元满勤奖。深圳市某毛衫有限公司规定“如不加班,罚款25元”。

[5] 深圳市曾对101家从事喷漆、涂装的企业调查,几乎没有一家给员工配发了符合标准的防毒口罩、面具和手套。(《了望》1994年第5期“权益与尊严不容侵犯──“三资”企业劳工保护忧思录(上)”)

[6]同上

[7] 同注释13。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福建“三资”企业发生罢工性质的集体劳动争议42起,1994年发生集体劳动争议74起。1995年上半年,全省三资企业已发生罢工事件以及涉及人数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了1 77%和39 8%。

[8] 2011年版黄岩《全球化与中国劳动政治的转型 来自华南地区的观察》第四章“脆弱的团结:台兴工人的抗争”第二节

[9] 同上

[10] 2010年1月,苏州工业园区相继爆发五次人数众多的罢工。2010年2月,东莞、广州、深圳、惠州、珠海等地相继爆发罢工,同年5月的广州南海本田汽车工人罢工,引发了广州地区汽车业至少五六十起罢工。201 0年5-8月,大连开发区73家企业 (其中48家日资)陆续罢工。

[11] 解雇通知书罗列的罪名包括“在群体罢工事件中做出过激行为,恶意干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威胁上级及家属的人身安全;在办公区域大声喧哗、侮辱、谩骂、攻击上级和同事,冲击公司会议室,擅闯高管办公室,恶意干扰其他同事工作,干扰公司正常的工作秩序,在办公场所出现极度不适宜的行为和举止;不服从公司工作安排;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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