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沿海私企工人的生存与集体抗争

本文由郝仁写于2011年。主要叙述了从1990年代到2010年间沿海工人抗争的发展变化特点，和一些典型案例。彼时正是南海本田工潮后，工人抗争状态最为高涨，民间各方面力量最为活跃的时期。知识青年们通过各种途径进到工业区，了解、研究、参与到工人的工作、生活、行动中去。现时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很多路径已被堵死，很多记录已被清除。但工人抗争不止，人们对反抗之路的探索也从未停止。旧文重发，给消失在主流叙述里的工人抗争历史，补上一块拼图。 　　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并非一蹴而就。市场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土地逐渐包产到户，到80年代初基本每户农民都分到了土地。最初几年，因为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建国后的水利累积，化肥农药与生物技术的使用，促使粮食增产。而农产品提价，让农民一度增收。但被打散了的农民，并非立即过上了好日子。农业增收虽能满足温饱，但还需要额外收入来补给家用。八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农民提供了新的收入途径。九十年代初，农业发展的潜力已到头，税费的增加逐渐给农民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第一代工人。 　　1979年，国家开始在深圳等地试办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兴办企业。这些地方逐步成为第一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首选之地。这一代工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有的成为了工厂产线工人；有的在建筑工地；有的进入服务业。他们大多有过务农经验，在外打工，只是“额外创收”，所以很能忍耐工厂工作的高强度，无保障与低工资。他们并未融入城市，往往一到了结婚年龄就回家；女工生小孩之后，就会在家呆上几年，直到小孩读书，过低的务农收入迫使她们再次外出……有人打了几年工挣了点小钱，就尝试创业；有的年龄稍大无法入厂了，就回家种地。总之，第一代的沿海私企工人，与农村有着血脉联系。 　　1990年代之前，沿海工人的抗争记载很少，暂且不提。本文重点论述九十年代以后，沿海工人的生存与抗争。论述的事实基础，首先来自劳工服务NGO的经验感受，其次取材于笔者对珠三角产业工人的系列访谈。沿海私企工人阶级（以下简称沿海工人）的形成，它的生存与反抗，与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工业发展、政府政策密切相关。本文将分阶段予以总结，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㈠ 1992－2003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极大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激励了官僚阶层和新生有产群体进一步投入到资本主义建设中。外资开始大量涌入，私营企业也获得发展。而此时农村矛盾开始凸显，越来越多人开始进入城市打工。 1.1 工人生存状况 　　这一时期的沿海工人生存状况很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 生产环境很糟糕，工伤、职业病频发，甚至经常发生火灾之类的重大职业灾害。1990年以来，广东省“三资”和乡镇企业火灾损失占全省火灾总损失的一半以上，1994年1－8月，全省发生火灾869起，死亡133人，伤153人 。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84名工人被烧死；1993年12月13日，福建省高福纺织厂发生火灾，死亡61人；1994年6月16日，珠海市前山纺织厂发生火灾，死亡93人；1996年，1月1日，深圳市胜立圣诞饰品公司发生火灾，死亡19人，受伤37人。 这还只是官方媒体报导和记录的很小一部分。这么多重大职业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厂为了追逐利润，漠视工人生命。同时，国家一味强调招商引资，几乎没有任何监管。 　　⑵ 工资低，实行计件或包月制，克扣、拖欠工资是家常便饭。笔者曾在长三角某工业镇呆过一段时间，当地的羊毛衫行业，甚至一年发一次工资，每月“借给”员工生活费二、三百元不等，年底结算全年工资。这个问题，在建筑行业尤为突出和严重。 　　⑶ 超负荷加班，休息少，劳动强度大；管理粗暴，打骂员工的现象普遍。1995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法》更是成为一纸空文，几乎没有得到执行。 1.2 隐蔽的反抗 　　这一阶段，因经济发展的限制，以及国家机器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控制工人，使得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打工遭遇种种限制。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暂住证制度，对于“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正常工作）进行清退和遣散回家。公安部门及相关的治保人员利用这一制度，通过合法、非法手段——办证、拘留、罚款和强迫劳动——从外来务工者身上榨取了大量钱财，并造成无数悲剧。外来务工人员没有迁徙自由，时刻担心被遣送，一旦找到工作，即便待遇很差，他们也会相对稳定地做下去，因为打工好歹比在家里种地挣钱多。一位工人如是谈到他1992年在深圳打工的经历：“一个月下来能拿到一百二、三十块钱，那个时候在家里种地最多搞得到三四十块钱，打工就比在家里好得多。” 　　出于上述原因，工人阶级对有产秩序的反抗，往往表现为工人与管理之间的个体激烈冲突。有的管理人员在上班时间打骂、侮辱工人；工人在车间，或厂外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报复或威胁，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笔者访谈的一位1992年来深圳打工的工人说道：“以前很多管理、老板打人的，有些打你（工人）打得缺胳膊断腿，最后还不是都打到自己头上。我以前遇到一个老板，很缺德，他不把你打工的当人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最后还不就是被人操刀砍了嘛。……不过他后来还是跑掉了，如果不是跑掉了，那肯定就被砍死了……最后还是放过他了嘛，工人也不想闹大嘛，毕竟还是胆小的。”另一位工人说：“那时候管理人员凶得不得了，动不动就打人、骂人，下班了他们走在黑暗的地方，就被人（在头上）罩上东西，狠狠地打一顿。” 　　正因为如此，工人的反抗才显得相当隐蔽和间接。在工人中有很多关于“同乡会”、“黑社会”发动罢工的传说。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非正式组织”确实对组织工人集体反抗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工人对自身力量缺乏自觉和自信——即便罢工成功了，也是因为某些偶然的因素（例如黑社会介入），而不是完全由工人自身的反抗促成的。 1.3集体抗争 　　这一时期的集体抗争，主要发生在待遇相对较好的外资企业，形式多种多样。2000年深圳市龙岗区劳动局的一篇文章如是总结当时的罢工形式：“第一种情况是集体罢工、集体上访的，这种类型占案件的绝大多数。第二种情况是越级上访。第三种情况是集体冲关。第四种情况是手持横标、打着小旗等形式进行游行示威。第五种情况是因法院依法查封工厂而引起工人的集体停工和集体上访，这种情况比较多。” 　　罢工的原因，主要是工资低，拖欠克扣工资、强制加班、管理粗暴等。有数据表明：“1992年，深圳市宝安区受理的3607件外资企业的工人投拆中，有1114件是因为工资低。” 1993年3－5月珠海三资企业工潮简介 　　1993年3月31日－4月5日，珠海佳能发生罢工，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罢工。在3月9日05月23日，短短75天内，全市共10家三资企业先后发生12宗罢工事件，直接参与罢工的共有7263人次。 　　这次工潮集中发生在外商独资企业，尤其日资和台资企业，有十家企业发生了十二次罢工，外商独资占八家，其中日资四家，台资两家，港资与澳资各一家，另两家系台商承包的企业。罢工涉及面广，有六家公司是全厂职工集体罢工，罢工的要求都是加薪，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有的对加薪幅度要求过高，有三家公司要求加薪幅度达到50%。 　　据说“佳能员工的薪资与福利待遇在珠海三资企业中是最好的。以月薪为例，最低为工人620元，管理人员884元；最高1300元。”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好工厂”还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罢工呢？ 　　根据当时的调查，发现有以下原因： 　　1）物价涨幅高，加薪幅度低，珠海市1993年第一季度物价的涨幅为22%，而此次外资企业的加薪方案普遍不到10%，引起工人的不满。 　　2）劳动条件差，加班过多。有的外资企业超时加班加点。如裕元工业公司前山鞋厂经常超时加班，五月份上半月每天连续加班超过四小时，有时工人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深夜一两点，厂方还不提供夜餐，工人疲劳不堪，引发460名工人停工抗议。有的公司车间不通风，有害气体影响工人健康。 　　3）不少外资企业工人生活条件差，尽管珠海市要求企业开业要有配套的职工生活设施，但许多外资企业没有职工宿舍，工人要租房住，房价高，只能多人挤一屋，有的十多人住一屋，睡双层铺，有的两人睡一床.拥挤不堪，阴暗潮湿。每人每月要花住房费50～100元，而公司只给补贴二三十元，有的职工反映食堂伙食差，用水困难。 　　结果：市政府出面协调，要求工人先复工后谈判，工厂改变不合理制度，说服了工人放弃高于当地最低标准的“不合理”要求，要求公司调整或增加了工人的房租、伙食、交通补贴。这些做法使三资企业的罢工浪潮较快平息下来了。 　　上述案例，算是比较成功的主动抗争。而同一时期的罢工，更多的则是被逼无奈之下的反抗。 ㈡ 2003－07年 2.1背景介绍 　　随着中国加入WTO并进一步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外资大量涌入，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原有的户籍制度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取消了限制工人自由流动的《收容遣送条例》。从此农村户籍的工人，也能相对稳定地留在城市工作了。这样工人就有了更高的期待：在城市稳定工作、定居。同时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即低薪产线岗位需求增长），让工人发现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如果权益受损，也就更容易行动起来。 　　随着抗争的增多，工人的基本状况有所改善，相对1990年代，部分行业的劳动强度有所下降，尤其是大规模的电子厂，不再拼命加班，一般来讲每天加班不超过3小时，但仍然大大超过劳动法规定关于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的规定 。工伤职业病的情况有所改善；1990年代比较突出的管理人员打骂员工、体罚的情况也大大减少了。 　　2001－07年GDP年年大幅增长，2003－07更是保持两位数以上的记录（见表一），同期工人工资上升却很慢（见表二）。以深圳为例，2001－04年，特区内最低工资增加仅36元，特区外也仅40元。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工人们，要靠不停的加班加点，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一旦有了抗争的空间，他们会创造另一种奇迹。 表一中国2003－2008年GDP增长率 年份 GDP增长率 2001 8.3% 2002 9.1% 2003 10.0% 2004 10.1% 2005

外送行业发展及工人抗争简述

前言：
本文主要内容完成于2022年，在观察疫情后时代外卖行业发生新变化的同时，回顾之前行业演变的情况和发生过的工人抗争，可以帮助了解目前新变化的产生，和工人行动的走向。
文章记述了平台资本在市场形成之初和工人之间短暂的蜜月期，而后不管是资本要将市场竞争的成本转嫁到工人头上的本性，还是一些资本占据垄断性份额时，强势压低人工成本、摆脱雇主法定责任，外卖工人的实际处境和整体收入都在资本的进攻下持续变差。
在这个和平台资本的生存对战中，分散孤立的工人很快可以意识到个体抗争的微弱效果和巨大代价，从而看到组织起来保护日常利益、对抗平台的必要性。平台资本依托互联网迅速扩张领地，工人也一样通过网络建立联结。从陈国江建立骑手联盟的过程可以看到，他原本只是想在本地做一些行动，可动员在网络上一经发出，马上吸引了全国范围的骑手关注和参与——共同的被剥削处境，共同的诉求目标，共同的资本特征——都让骑手们迅速地找到彼此利益相通、情绪共鸣的行动结合点。
外卖工人直接行动的魄力，要组织起来的趋势，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力，都是国家和资本不愿看到甚至恐惧的。因此，他们从未停止过各种形式的镇压和分化瓦解。除了文中提到的对于盟主陈国江的打压，还有很多系统性的手段，这是值得总结并供反抗者参考的另一个话题。
此外，文中第四部分对于外卖工人按照管理方式、工资计算方式，保障程度等进行分类和分析的方法，在其他行业也一样适用。工人被各种因素分割成了看似利益不一致的各种群体，每个群体的特点也略有差别。而组织者需要从这些不一致的表象中，找到每个群体一致的点，去推动工人进行更大的联合。

几类工人行动带头人的实践总结与社会环境简析

一方面，可以看到，在这一波自发工人行动为主的抗争浪潮中，工人集体展现的强劲活力，产生的各类积极分子形态的可能性，对于工人集体抗争形成直接的认识；一方面，了解产生这类行动的大背景和具体条件，理解工人在行动实践中行动的动力来源，曾经达到的水平，以及相应的限制因素，从而吸取经验教训，在新的环境中寻找促进行动的可能性……此外的更多意义，读者可以从类似材料中根据需要不断挖掘。

中国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带来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国企改制与下岗工人的抗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市场改革与工商业大跃进造成了国内各阶层持续震荡的分化组合，并深刻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格局。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工人阶级首先受到了国企改制[1]、大量职工失业、半失业（下岗）的冲击，全社会迅速出现了贫富分化。

中国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带来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沿海私企工人的苦难与斗争

90年代初期，随着三资企业的迅速增加[1]，资本主义工厂的典型压迫在中国迅速复活，并飞速扩大着范围。
……
尽管常常吃力不讨好，作为一个群体，沿海地区工人行动的带头人/代表还是伴随着新的行动，春风吹又生，并分化出了不同的类型。

一、依托工会，为工人谋利益的“小丁主席”

这些年来中国工人一直没有产生逆流而上、与现有秩序对抗的动力。但只要外部环境提供了改善待遇的机会，工人还是很容易起来行动，也不忌讳利用工会或其它组织形式争取利益，只要还没遭到国家的禁止。

二、“员工代表小组”的活跃分子有才

随着中国大量出现品牌代工厂，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验在国内开始流行，也给了一些工人在维权领域有所作为的空间。

三、不愿跟老板闹得太僵，却被抓进大牢：某港资家私厂罢工代表老吴

中国加入世贸后，珠三角的工厂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规模、人数和产量都扩大了许多倍。2008年以后，由于地价、环保和工资升高，深圳的工厂开始转移。为了平衡工业布局，让工业迁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动出手，制订了五年外迁一万家企业的计划。搬迁的过程里，围绕补偿金和社保问题，发生了不少劳资纠纷，也出现了一批带头工人/谈判代表。这批人当中，2013年某港资家私厂搬厂罢工的一个带头人老吴，罢工失败后坐了一年牢，最后被无罪释放，创了珠三角工人行动的一个记录。

四、争取社保的罢工：难以充当“首席代表”的阳姐

这场反复拉锯的罢工，让长期驯服的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动摇了管理的权威，事实上颠覆了工厂的日常秩序。管理多年的不公让她们找到了罢工的正当性，进而得出结论：

“这个产品是我们做的，我们有权利说话，老板不过来跟我们谈清楚，这个货就不要出去展销。你谈清楚我随时都给你们出货，不会不讲道理。”

五、珠宝厂的风波：思考型工人代表老崔

老崔很明白，工人斗争深入下去，就难免与国家交锋。在争取的个人利益已经到手的前提下，在工人生活“还过得去”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是否值得为了更宽广的工人利益，去对抗国家？这样的对抗，前途在哪里？这是老崔反复思考的话题。